我也是文汇报的人

抗战胜利之后至建国初期，我与上海《文汇报》在工作上有过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往往被认为是“文汇报的人”。

我是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在"v”字符号满天飞的“凯旋”声中回上海的。对于久别的上海，第一个最新最深的印象是：报纸刊物特别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摆满了马路两边的无数报摊上，而且纸张洁白，有文有图，普遍有漫画，印得一清二楚。在大后方看了好几年土纸的报刊，现在见此情景，不禁惊叹欢呼：“到底还是上海啊！”

上海，本是我国近代漫画发祥之地，出过很多名家高手。此时这里又聚集了不少漫画界同行，团结在全国漫协内外，竞相以作品通过报刊与读者见面，多产者有时一天要画三四幅以上。我的作品常用“石东”笔名主要发表于《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时代日报》《世界晨报》和《文萃》《群众》《评论报》等。我在《文汇报》的熟人原来就多些，后来渐渐地在编辑记者中几乎大半都认识了。

有一个时期我差不多天天去《文汇报》，通常是晚上去，有画稿就带去，没有画稿也去，在编辑部一间挤满了桌子的大办公室里，听听，聊聊，有时就在那里当场画。黄裳同志在他的一篇回忆中曾提到当年他写新闻杂感，由我当场配画的事，说：“这种工作，从开始到完成，只花了两个小时。第二天见报，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样的工作是不能不使人为之神往的。记者的工作，真的就是这样可爱。”可不是吗，我也正是为了这样可爱的工作而志愿去编辑部上义务班的。

那时，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风涌全国，上海尤为全国之冠。不少青年工人和大中学生要求掌握漫画武器为斗争服务，我收到这方面的许多来信，大部分是寄到《文汇报》的，有的称我“文汇报漫画家石东”。我和米谷、丁聪、所亚、文元等同志及时组织了漫画工学团，并通过〈文汇报）来征求团员，进行联系和辅导。当我们看到报上发表的漫画或团员自己的创作，很快地被放得大大的，高举在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队伍中时，尤其感到这种工作之“真的就是这样可爱”！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到外滩去，顺便去《文汇报》送稿。那间大办公室里静静地不见人影（未到上班时间），我正想在陈钦源同志桌上留个字条，忽然楼梯一阵乱响，上来几个警探，为首的一个叫着：“负责人在哪里？请出来……”边叫边进里间去，我赶紧退出。在楼梯口碰着陈子涛同志，他问“刘火子在吗”，我向他眨眨眼，急忙拉着他一同下楼，把所见情况悄声告诉了他。在北京东路转弯角上，彼此默默地目送而别。随即得悉：《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同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不久又得悉，陈子涛同志被捕，最后遭杀害于南京。

一九四八年五月底，漫画工学团地下巡回漫展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团员李铮被捕，特务逼他招供“石东是谁，是不是文汇报的人”，他说不知道。狱中传出信来，金仲华同志通知我“易地疗养”。这样，我不得不再次离开上海。先到香港，然后转人解放区，在开封中原军区换上了二野的灰布军装。翌年，大军过江，京沪解放，我重回上海。

这时上海，美术界数漫画为最活跃。我们共同筹建美协上海分会，并首先成立上海漫联。年轻的职工业余漫画作者大批出现。有些版画家、连环画家，甚至上了年纪的国画家，也纷纷参加漫联活动，画起漫画来。新创刊的《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劳动报》《青年报》和刚复刊的《文汇报》《新民晚报》等，都大量刊用配合重要新闻和政策宣传的漫画。我们还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漫画专业刊物《漫画》月刊。我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发表于《文汇报》和《漫画》；并陆续写了相当数量有关漫画的知识性和评论性短文。

那时《文汇报》有个每星期半版的《美术周刊》，是《文汇报》特约上海美协编的，记得大约持续了一年多，我从头至尾担任了这个周刊不署名的实际主编。还记得军管会文艺处和上海漫联曾举办过开国第一次的漫画学术座谈会，我主持了这次的会。会后，《文汇报》以整个一版还要多的篇幅发表了全部主要发言，对我国漫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任务新要求，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具有积极影响。

在此期间，我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经常出入于（文汇报》的编辑部，但是与《文汇报》在工作上的关系，实则比以前更为密切。一九五三年我调北京以后，寓所恰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贴邻，密切的关系仍旧保持着。到一九五七年，便有人经过高度推论，证实我与《文汇报》确有密切关系，确定我真正是“文汇报的人”。我若否认，已势不可能，推辞也毫无必要，于是泰然。过去，听到自己被称“文汇报的人”，特别是出于《文汇报》的人之口时，心中总不免有点虚，而从此以后，倒踏实起来。直到如今，每与《文汇报》朋友相会，他们还把我当老同事看待，谈话间有时还要说：“你也是《文汇报》的人啊！”瞧，多么亲！多么热！我哪能舍得否认和推辞呢！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