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沈逸千先生

沈逸千先生曾是我的老师，那是一九三O年我在嘉定城内私立普通学校念七年级的时候。记得第一次上他的美术课，让我们画南门孔庙的魁星阁。他自己先画，教我们看他怎样先搭骨架，然后一步步加工而奏完成。大家都很感兴趣，我如法仿作，居然荣列最优。可是为期不久，他便不再来上课，听说是进上海美专深造去了。

“一二八”后，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逸千先生在上海画了不少揭发侵略者的野心和鼓动市民抵制日货的宣传漫画，由救亡团体某后援委员会（具体会名已忘）用没收来的日本纸印成传单散发张贴。他还画过一幅相当大的日寇暴行图，悬挂在嘉定东门外城墙上，有一天，几个鬼子兵耀武扬威驾车来到，一见此画，气得狂叫怒喝，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然掉头而去。

一九三七年初夏，先生准备在上海大新公司六楼展厅举行画展，我去见他时，他非常高兴，开口就说：“你终于也走上美术这条路了。”又说：“国难当头，我们学了美术如不用来救国，那首先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八一三”炮声骤响，上海即告沦陷，我于十月西行，辗转至武汉时已近春节。某日，在上海来的漫画宣传队驻地，巧遇逸千先生，彼此都很惊喜。我告诉他将参加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他鼓励我珍视这个报国的机会，好好干。稍后他组织战地写生队，经第三厅同意，发给通行证，由他率领，赶往刚打胜仗的山东前线台儿庄去了。

战地写生队开头只三人，陆续增为五六人。起先在鲁皖豫鄂战场，其后主要在西北地区，到过晋西北根据地和延安，并深人中条山、太行山一带，到处作画，随时展览宣传，虽艰苦危险而未尝畏惧。一九四一年底，写生队回大后方重庆，计划整理作品，开展对外工作，因时局变化，加以国统区通货膨胀，经费为难，政治上又多限制，写生队被迫不告而散。

一九四二年约五月间，逸千先生来到桂林，此时我留桂已三载，作为东道主人，曾邀集美术界朋友和他见面，观摩了他的写生作品，包括一些军政首长和名人学者的肖像。他还个别同我倾谈了边区和敌后见闻，我觉察到将近两年的西北之行给他在思想上所起的巨大影响，他最后的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我们胜利的希望在延安！”

第二年逸千先生再度莅桂，举办个人画展。那时正是抗战最后阶段，国统区在初期出现过的一阵子抗战热劲，早已日见低落。先生去不了前线，却在后方美术阵地上展开了另一种方式的战斗，这在当时确实要有点勇气的。他住在我家筹备展出的几天里，也仍坚持创作，补充展品。一幅用茅盾《白杨礼赞》题意所作的大中堂，舒腕挥洒，顷刻而成，茅公十分欣赏，当场在画上题诗一首云：

北方有佳树，挺立揽斜晖。

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

羞挤楠枋死，甘居榆枣俦。

丹青留风格，感此倍徘徊。

这次桂林分手后，从此没有音讯。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撒退，我于年末到重庆，经打听才知逸千先生业已失踪。在那特务横行、爱国有罪的年代里，“失踪”本非罕闻，朋友们都认为他被害无疑，但谁都无法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当时他还不过三十六岁吧。

（1987年5月）